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始終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人們往往固定居住在某一地點（例如家鄉或者工作地），有著相對穩定的交往對象和范圍。在彼此熟識的情況下，曾經的交往和交換行為所產生的記憶、預警功能基本可以滿足人們達成公平公正的商品交換和社會交流的需要。
社會信用帶有較強的主觀性色彩，是以彼此交往或者他人口口相傳的具體事項印象為基礎。在這一階段，違反約定的風險很低，所涉及的金錢、商品和事項等都相對有限，一般被認為是信用發展的初級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計劃經濟時期，社會信用表現為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高度的政府信用。個人交往是以單位介紹信為擔保，生產關系是以計劃和指標為分配交換指令。這是我國社會信用建設的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這樣的制度設計雖然有助于在人力、物力、財力極度匱乏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建設和發展，不過同時也嚴重限制了社會的創造力和活力。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家、社會和個人對社會信用體系的規模和功能不斷提出更高的要求。黨的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方向和目標。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以完善信貸、納稅、合同履約、產品質量的信用記錄為重點，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
2007年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以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為重點，全面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快建立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信用體系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這一階段，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主要以“統籌規劃、分類指導，政府推動、培育市場，完善法規、嚴格監管，有序開放、維護安全”為基本原則，結合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有計劃、分步驟地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穩步開展。
黨的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意義，全面部署了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司法公信的建設任務，開拓了中國傳統社會治理向現代社會治理轉變的新境界。
2014年，國務院印發我國首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綱要明確指出“社會信用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確立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目標。
目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法律監管框架逐步建立、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行業發展初具規模，已經進入良性發展的快車道（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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